雖然AED是個傻瓜型的機器，但是面對突然停止心跳的危重患者，即使AED唾手可取，又有多少人敢用這個設備對病人實施電擊急救呢？這也是AED應用少的另一個重要因素，尤其是在平時對AED無宣傳、對民眾基本無培訓的情況下。而我國2011年至2015年，紅十字會系統應急救護培訓普及率僅有1.5%左右，參加過AED使用培訓的人更少。

郭建陽指出，法律上沒有一個明確的保障條款，如果施救成功，那么皆大歡喜都沒有問題，如果一旦救護失敗，被救的人員死亡或者是其他不好的結果，施救者都會擔心會被追究法律責任，這是很大的瓶頸。

這個瓶頸的確困擾了很多人。有些公眾場所雖然配置了AED，但是一說到用，大家仍心有疑慮。

北京市西城區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王志東說：“有的人覺得我們培訓的對象畢竟是沒有醫學基礎的社會大眾，這些人群培訓了以后，一旦發生醫患糾紛和矛盾如何處理？現在專業人士和患者之間都有一些醫患糾紛和矛盾，這是社會的一種現實。”

種種疑慮，容易理解。因為我國現有法律、法規不保護使用AED救治猝死者的行為，而這也是AED在國內配置少、應用少的第三個重要原因。

到底該不該見義勇為、緊急施救，201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《民法總則》中一項被稱為“好人法”的條款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的疑慮。《民法總則》第一百八十四條明確規定“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”，它將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。

“好人法”為緊急施救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，但是AED只能醫務人員使用的緊箍咒如果不解除的話，面向公眾使用的AED要想廣泛推廣，依然面臨法律的風險。為了讓面臨猝死威脅的人有更多生還的機會，社會還需要做很多。

胡大一認為：“法律是一個重要保障，但我覺得還需要，社會應該更多包容寬容這些，在生命垂危的時候一個敢站出來，來救助患者的人；要寬容失敗，不可能都成功。我們要增多配置、加強培訓，我覺得從立法到社會寬容，要形成系統社會環境，才會讓更多生命得到救治的機會。”

心源性猝死的急救，是一場和死神賽跑的戰斗，分秒必爭。但是AED作為有效的急救工具，卻成了尷尬的存在。目前中國在應急救護方面，面臨的尷尬是：比起“不會救”，更大的問題在于“不敢救”。記者調查發現：一是配置AED的城市和公共場所不多，二是即使配置了，也存在沒人敢用的尷尬。要想推廣AED，不僅僅是配置AED設備的數量問題，更重要的是配套的公眾培訓，讓更多的人“會用”。而“敢用”的問題，則需要政府推動，掃清法律障礙，讓見義勇為的急救不再尷尬。